近日，关于富士康员工出逃徒步回乡的消息不断冒出，据说是因为富士康厂区发生了疫情，于是在大路小路田野里能看到大包小包急着回家的人，甚至有的人需要徒步上百公里。
看图片颇有回到1942的感觉。
为什么这些人冲破千难万险也要逃离呢？前两天富士康还辟谣说园区两万人确诊的消息不实，受疫情影响的只是一小部分，但是目前谁也不知道具体的数字。
不过据网友爆料，郑州富士康现在接了苹果的大单，正在加班加点的出货，如果不能及时交货，可能会赔一大笔违约金。
但是呢，这个时候偏偏发生了疫情，但生产与抗议之间，工厂果断选择了优先保生产，但也因为人多又出现疫情，导致管理出现混乱。
比如有传言部分员工检测阳性后依旧被安置在宿舍，并没有被集中隔离收治。也有传出核算异常人员，却被安排正常上班，同时后勤也出现问题，生活用品供应不及时，饭菜出现变质。这一系列事件让厂里的工人开始疑神疑鬼，大家都怀疑身边的人可能被感染。
当有传闻称郑州富士康确诊已超两万人时，工人们的质疑就迅速演变成了恐慌。虽然这是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可是仍然导致了恐慌情绪的迅速蔓延。
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逃离也就不难理解了。有很多人大骂富士康是黑心的资本，并且愤怒的发问，为什么还不关掉工厂？
其实说句实话，富士康也确实挺难的，企业毕竟要生存，而且企业只有生存下去，员工才有收入。
一边要保防疫，一边又要保生产，在奥密克戎之下，想要做到两全，即便举一国之力也不容易应对，何况一家企业？
现在富士康面临巨大的交货压力，他能怎么办呢？如果交不了货，苹果把订单转移到印度去，那可不仅是富士康的损失了，这一去恐怕就很难再回来。
如果真的是这样，只怕印度做梦都会笑醒。
而且对郑州而言，富士康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工厂。为了把富士康这条大鱼调来，郑州市甚至是河南省开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提供了15亿美元建厂补贴，投产前五年免企业税和增值税，后五年减半，甚至还向国家海关总署请求了保税区政策。
富士康工厂开建，河南从省委省政府到村委、街道办都在帮富士康招工。
当然，富士康也没辜负这份优待。今天的郑州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它决定着全世界50%的iPhone手机能否如期生产与交付，一旦停产，甚至可能引发科技行业的地震。
今天的郑州富士康还直接提供着超过30万人的就业岗位，决定着郑州乃至河南的经济指标。
2011年只是一期投产的郑州。走富士康出口额就占到全河南外贸总额的约30%，并以一己之力让常年外贸总额不超过200亿美元的河南省突破了300亿美元大关。
到2020年，郑州富士康已是全国最大出口企业，出口额达316亿美元，占郑州进出口总额超过80%，占河南进出口总额约60%。
可以这样说，如果关掉郑州富士康，就等于关掉了半个河南的出口。
同时，今天的郑州富士康还关联带动着数百家上下游企业，郑州也是在富士康的支撑下成为了万亿级产业支撑。富士康如果因此跑路，那么这几十万工人又何去何从呢？这大量的产业产出又该从何找补？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一群人在高铁时代靠两条腿步行几百里回家，而另外一群人则在信息时代靠零散的视频、图片关注他们的命运。
历史告诉我们，信息不畅以及不信任的后果是异常严重的。
就拿富士康员工步行返乡这件事来说，他们以这种原始的方式返乡，首先就是因为感受到了危险。事实上，他们返乡之后也会被隔离，跟留在富士康园区不会有什么区别，各种花费消耗或许还会更多。
但他们不相信富士康，更不相信郑州官方，而是朴素的认为回家更可靠。
这背后体现的正是塔西陀陷阱。塔西陀陷阱的大意是: 一个人曾经说谎，并丢掉了别人对他的信任，之后，即便他说了真话，别人也不会再信任他。
过去一两年，郑州遭遇了好几轮的舆情风暴，从特大洪涝灾害中的故意隐瞒问题，到村镇银行的事件，再到“豫赐红码”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每一件都没有处理好，或者说应对的非常糟糕，这对郑州乃至整个河南的形象构成了沉重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无论做什么说什么，民众都很难再相信，甚至会给你负面评价。这就是典型的塔西陀陷阱，而且这个陷阱可以说近乎于无解，因为政府无论做任何反应，甚至不做反应，都会被解读出负面的信息，民众认为政府做了坏事，政府说没做，那么民众可以解释为他在说谎。如果拿出证据，民众会认为这证据是伪造的，即便不做回应，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民众也会认为这是政府的心绪。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幸的政治困局，因为这不仅仅意味着他丧失了对大众的影响力，同时也意味着即便是彻头彻尾的谣言也能重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激发起难以意料的变故，甚至灾难。
就比如1785年法国皇室的钻石项链丑闻，一个女骗子利用自己的宫廷身份，让人假扮王后，欺骗王后的爱慕者与其多次的幽会，并假借王后的命令忽悠爱慕者为自己购买一条极其昂贵的项链，结果这件事情传遍了街头巷尾，由于细节过于隐晦，王室不愿将内情公之于众，结果事件在民间被反复的扭曲炒作。
就这样，在民间的小报中，王后的形象变得贪婪、无耻且奢侈，名望一落千丈，成为法国人民所憎恨的对象。而试图保护王后的国王路易16则被视为怯懦甚至性无能的傻瓜。
此次事件之后，法国王室的威严和道义几乎被完全击碎，原本支持王室的法国民众不再对其抱有幻想，高等法院为代表的机构也不断对抗国王的命令，而最反对王室的报纸和鼓动家却可以获得民众最多的支持。
最终，民众对王室仇恨情绪逐步失控，直至化为行动。
八年之后，法国国王路易16和他的妻子被巴黎暴民以叛国罪送上了断头台。
事实一再证明，政府一旦完全丧失了民众的信任，是极为危险的事情。
另外，最近这一段时间，郑州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但是基本上算是采用了。全域静默的管理方式，其他如西宁等地情况也差不多。
不过和之前武汉、深圳、上海等地封城后引发的媒体关注与讨论相比，这一波郑州、西宁等地的疫情，从整体舆论反应来看，引发的关注却相当稀缺，至少在富士康事件之前都没有那么强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因为现在正处于政治高峰期，全国的相关新闻报道全被压制下去了，二是经过几年疫情的反复折腾，社会现在对疫情及相关防控措施已经在舆论与心理上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免疫效应。
再是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因为现在的大众对于疫情防控自知无力改变的情况下，很多人抱着事不关己的心态，也为避免遭受网络暴力或其他不必要的麻烦，已经不愿意就疫情公开发声了，但要是一直这样下去，显然是很有问题的。
中国面对的疫情困境，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两方面，一方面，和普通流感病毒相比，新冠病毒的毒性毕竟要强一些，虽然绝大多数表现为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根本不需要治疗，但是由于国内的人口基数大，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如果放开，会不会在一段时间内产生医疗挤兑问题？
大量还未接种疫苗、有基础病的老年人会不会出现一定比例超出社会可承受能力的死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病毒的传播与原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全社会为防住病毒付出了极高的经济与生活成本，整体社会经济运行与普通大众的生活深受影响，有不少已经超出了社会可承受的边界底线。
长期来看，国内终究要面临与病毒日常相处的那一天，显然，所有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特别是作为管理者、服务者，政府理应为此牵头，并就接下来应该怎么防控进行充分讨论。
尤其是20大结束已经尘埃落定，面对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放开了现实，作为唯一一个仍在对病毒严防死守的“孤勇者”，中国接下来如何应对，应该是要摆到台面上讨论的重大议题了。
人口基数太大，代价太大